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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嘉定寶山地區的鄉鎮賑濟

21341 2014-09-09 14:54:00 縮小 放大

宋嘉定十年(1217年),嘉定設縣。清雍正三年(1725年),嘉定東境劃為寶山縣。嘉定、寶山二縣位于長江入海口,土地“沙瘠不宜于禾”,“種花者多,而種稻者少”。因此,兩縣的糧食多仰糴于外,多“向賴鄰邑運米接濟”。清代,兩縣在救濟活動中設“粥廠”,并在此后以“粥廠”為紐帶形成了本地特有的社區發展模式。


  康熙九年(1670年)嘉定縣連遭災荒,“夏時霪雨殺禾,平陸盡通舟輯,秋來咫風拔木,花等僅剩枯枝”。次年(1671年)入春,嘉定縣鄉民大困。知縣趙昕召集鄉紳及好義之士決定設立粥廠。以“治內古佛寺為設粥所,東西南北四門區中一”。為方便饑民就食,“其各鄉鎮如南翔、羅店、外崗、婁塘、吳淞、高橋、江灣、大場、真如、楊行、月浦、紀王、黃渡、廣福、劉行、安亭、錢鳴、望仙咸各置廠,另為一區”。本次賑災持續了80多天,一共設立了22個粥廠,賑濟米4647石,薪7957斤,賑濟人數991279人。事實上,設粥廠賑濟在當地并非新鮮之舉,而此次康熙十年除了在縣里設廠,還在四周鄉鎮分別設立了18個粥廠,基本遍布基層鄉鎮。康熙十年寶山縣還未從嘉定縣析出,二縣分立后,嘉定縣有南翔、外崗、婁塘、紀王、黃渡、安亭、錢鳴、望仙8 廠,寶山縣有領羅店、吳淞、高橋、江灣、大場、真如等10 廠。


  此后歷次賑濟活動多以“廠”為基本單位,逐漸演為慣例,嘉定和寶山兩縣廠域亦多有變動,這對日后當地鄉鎮區域的劃分起到了重要作用。各家粥廠一般“就本廠捐錢,賑本廠饑民”。由于廠的數目開始趨于固定,除了賑濟事務之外,分廠辦事范圍漸漸擴大。據記載:“嘉慶二十年(1815年)旱災,賑錢,城鄉各鎮仍并設一廠,以本廠捐款濟本廠饑民,遂為后此分廠辦事之所由昉原”。這樣,每一個賑濟單位“廠”均有一個較固定的鄉民輻射范圍,在此范圍內的鄉民有著強烈的認同感。


  賑廠制度化后,地方人士參與賑濟熱情越來越高。如南翔陸培遠,“康熙丙戍(1706年)及戊子(1708年)、已丑(1709年)間水旱,偕里中同志設粥廠振之”。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歲荒,“餓莩載道”,南翔士民程時彥、陳范等“捐重貨設粥廠于云翔寺”。再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江灣煮粥設廠,凌鏗“以賑多遺漏,每日賑畢后,另煮粥以補給之”;徽商程秀巖也“捐米百石以為倡”;淞南國學生高文端“獨糶米四百余石,尋又設廠煮粥,以救災黎,文端捐資三百余金無吝色”。


  清中期以后特別是嘉道以后,官方行政效率低下,社會矛盾日益突出,國家在征收賦稅和維持治安以外,與地方關系薄弱。以紳士為主體的地方精英便有了更多自覺參與慈善救濟意識,他們通過參加救濟、慈善、水利等事業對鄉民進行統治。在嘉定和寶山兩縣,地方精英通過參與以“廠”為單位的鄉鎮賑濟及其他公益事業,確立了自己的地方威信。例如嘉定生員黃鐘“邑中事無巨細以身任,如修葺文廟、書院,規畫恤剺、育嬰,率不惜重貨,為久遠計,尤留心荒政、水利”,參與“嘉慶丙寅至道光癸已邑中五次義振”等等。


  各賑濟社區還制定自己的章程管理地方社會。乾隆二十年(1755年),南翔曾擬一賑濟章程,“里中捐賑,一應章程”。乾隆六十年(1795年)大饑,嘉定知縣姚學甲召集紳士議賑。紳士李風昌主持南翔分廠賑濟,分立八廠,“男女分處領籌,赴廠領粥,無擁擠之苦,捐輸者踴躍爭先,章程最為盡善,不泥二十年成書也”。一些社區則由宗族勢力主持賑局。


  嘉定寶山地區的市鎮以“廠”的管轄區為依托,向行政區劃制度化逐漸邁進。特別是清后期“廠”有將自身定位于省——府——州縣序列行政區劃之下的傾向,體現出上級單位與基層社區的關系。這種社區模式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也有適應社會變遷的調適力,并將國家與社會、城鎮與鄉村有機地聯系起來,在官府與民眾之間建立了一種“緩沖”,增強了傳統社會結構的彈性。


  參考文獻:


  吳滔《清代嘉定寶山地區的鄉鎮賑濟與社區發展模式》,《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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