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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慈善總會第二屆會長:閻明復(一)

31471 2015-09-08 15:08:00 縮小 放大

閻明復,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書記處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

民政部副部長。1998年至2002年任中華慈善總會會長。


他出生在一個革命家庭,父親閻寶航不但是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傳奇人物、戰略情報家,而且是一個杰出的慈善家。1918年,從師范學校畢業不久的閻寶航就創辦了專門接收貧苦家孩子的“奉天貧兒學校”。著名教育家黃炎培說:“熊希齡先生以國務總理的地位和聲望,費很大力氣才辦成了北京香山慈幼院。而閻寶航領著幾個無地位、無聲望的師范畢業生,白手起家,就辦起了貧兒學校,實在難能可貴。”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在重慶被人們稱為“閻家老店”的家,曾接濟、保護了眾多淪陷區的難民和革命志士。為此,他的父母親不惜變賣家產。和父親閻寶航學生時代即被同學們稱為“閻老佛”一樣,閻明復秉承“善良、正直”的家風,從小到老,沒有停止對他人的關心、幫助,直到80多歲,還常常為扶危濟困捐出自己的工資和積蓄。他的心胸一直像天空和大地一樣坦蕩,說話做事總是像高山和江河一樣真實。他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組長,是毛澤東、劉少奇、彭真等老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俄文翻譯。十年動亂期間,他被“四人幫”關進秦城監獄,七年半的時間里,無論如何被折磨,也不肯說半句昧著良心的假話。后來,他擔任過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副總編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書記處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民政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在民政部任職期間,閻明復促成并主持了中華慈善總會這一全國性慈善組織的創建。

 

與“慈善”結緣

早在1989年,閻明復就與“慈善”結緣,促成一個境外慈善項目在中國大陸地區的成功實施。

20世紀80年代后期,國際扶輪社決定在全世界實施消滅小兒麻痹癥的慈善項目,香港扶輪社的重要捐款人和組織者云大棉先生建議這個國際慈善組織到中國內地來做這件事情,并得到了國際扶輪社的認可,決定向中國內地捐贈大批小兒麻痹癥疫苗。1989年底,云大棉先生為此事專程來北京找閻明復,請閻明復協助把這個好事辦好。

閻明復對普通百姓的生活,特別是困難群體所面臨的疾苦一直有著非常深入的了解。他清楚小兒麻痹癥在我們國家一些地方,特別是環境相對較差的農村給兒童們造成的危害,也一直巴望著我們國家能早一天根除脊髓灰質炎。

為了能盡快有效地防治小兒麻痹癥,讓孩子們遠離脊髓灰質炎的危害,閻明復欣然接受云大棉的要求,決定協助云大棉先生把這件好事辦好。為此,他找來了有關防治小兒麻痹癥的資料,一頁頁翻看。他了解到防治小兒麻痹癥的疫苗要冷藏在零下18°C,考慮這些疫苗又要從美國和我國香港運來,雖然空中和陸路運輸中都有很好的冷藏設備,但由于國際扶輪社的捐贈量很大,要持續很長一段時間,所以這樣費時、費力也費錢的運輸,顯然不是好辦法。因此,他向云大棉先生建議,請實施這個慈善項目的國際扶輪社在中國內地投資捐建一個生產小兒麻痹癥疫苗的工廠。這樣疫苗就可以直接運往需要的地方了。云大棉先生覺得這個建議是可行的,便很快向國際扶輪社總部匯報,很快就得到認可。

閻明復考慮,要把這件好事辦好,需要請衛生部部長幫忙。他一天都沒耽擱,馬上就找到了當時的衛生部部長陳敏章,把這個情況詳詳細細對陳敏章同志說了。作為主管全國醫療衛生工作的部長,陳敏章也覺得這是一件大好事,對于這個時候的閻明復還想著要辦這樣的好事也頗為感慨,他使勁握著閻明復的手,加重語氣說:“閻大哥你放心,不管你今后怎么樣,我一定把這件事辦好。”那時,閻明復已經沒有了任何職務和權力,正等待組織上重新安排工作。

 陳敏章部長很快就解決這件事,確定建廠地點,安排國際扶輪社對這個項目的實地考察。考察后,國際扶輪社決定捐助1500萬美元在我國云南昆明建設一個小兒麻痹癥疫苗的生產廠。在陳敏章部長的支持、幫助下,他們很快就把廠子建起來了。同時,還捐助了運送這些疫苗的冷藏車。從日后看,這樣做的實際效果很好。這個廠子生產的小兒麻痹癥的疫苗占了全國需求量的75%,為我們國家防治小兒麻痹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賦閑中的閻明復一邊治療著多年顧不上的“無名熱”,一邊一直關注著這件事,有需要他出力的時候,他絕不含糊。

看到云大棉先生這樣熱心慈善事業、這樣樂于助人,閻明復和他的老伴吳克良都想到了寧夏一個偏僻的貧困地區。他們到過那里,看到當地因為沒有學校、因為生活貧困,許多孩子失去了上學的機會。夫婦倆永遠也忘不了那些孩子渴望讀書的那種令人心酸的眼神兒。閻明復很清楚,當時國家在發展教育事業上盡管有了越來越多的投入,但還是沒有能力解決所有貧困地區孩子上學的問題。閻明復當時就想,能不能動員像云大棉這樣的社會慈善人士,為貧困的鄉村建學校呢?閻明復很動情、很細致地向云大棉先生介紹了寧夏那個貧困鄉村的情況,希望云大棉先生能在那里建一所小學,并建議他到那里看一看。云大棉先生很快就去了寧夏那個貧困鄉村,經過一番考察,云大棉先生很短的時間內就在那里捐建了3所小學。后來若干年里,云大棉先生在全國各地捐建的各類學校有好幾百所。

1991年華東大水災的時候,閻明復已經到國家民政部任職了,云大棉先生又及時與他聯系。在香港,云大棉先生是最早發動為華東水災災民募捐的慈善家之一。

從那時候起,閻明復就感到了民間慈善的作用,也開始接觸、思考“慈善事業、慈善組織”,這個當時對大多數人來說還陌生或者還不敢面對的問題。 


閻明復到民政部任職以后,還與世界宣明會這個國際慈善組織建立了聯系。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對宣明會這樣一個由基督教創辦的慈善組織,我們的一些部門和領導還有很多疑慮,總是拒絕或回避。

1990年閻明復到民政部任副部長以后,第一次到香港就與總部設在香港的世界宣明會有了一些聯系。他首先向新華社香港分社的負責同志詢問了宣明會的情況,包括這個組織的活動情況、人員組成,他注意到宣明會的董事中有好幾位他熟悉的先生、女士。他擔任全國政協常務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時與這些知名的愛國愛港人士都有著很深的交往,也對他們有著比較深入的了解。“這些人不會做有損于我們黨、我們國家的事!”他這樣肯定地說,認定宣明會這個慈善組織是可以聯絡與合作的。

當時,他特別安排與他一同到香港的民政部國際合作司副司長徐留根盡可能多地參加宣明會在香港的活動。當時,香港宣明會正在舉辦一年一度的“饑饉三十”活動,參加這一活動的宣明會成員自愿赤腳挨餓30小時,目的是切身感受饑餓,體會那些因為糧食短缺而徘徊在生命線邊緣的人們的感覺!激發大家的慈善慈愛之心。活動中,他們一邊體驗著饑餓,一邊開展關愛貧困兒童、為貧困地區兒童籌款活動。徐留根自始至終地參加了這一活動,也堅持挨餓30小時。這30小時里,他直接體驗到,那些宣明會成員沒有什么歪門邪道,心里想的真是那些還在貧困之中、還面臨饑餓威脅的兒童,是真心實意地要為貧困兒童奉獻愛心的。

在香港,閻部長從民政工作、社會慈善活動的角度與世界宣明會的成員有了更多的接觸,對這個組織的了解也更加深入了。 

1991年,當時的世界宣明會總裁艾格雷到北京訪問,與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吳儀和閻明復先后會見。與閻部長會面時,特別談到了他們在中國內地的慈善項目。也是在這一年,華東大水災發生后,宣明會大力支持安徽的重建工作,并對貴州的貧困山區實施慈善救援。此后的幾年里,宣明會又相繼對發生洪澇災害的廣西、江西、四川、湖北、湖南、云南、陜西等地實施慈善救助。

宣明會的工作核心是對貧困兒童的救助,1993年,宣明會主席助理譚帝煥和宣明會香港辦事處倪貢明先生到民政部與閻明復副部長會面,提出要在內地實施對貧困兒童的救助項目。閻部長沒有猶豫,高興地說:“這是好事啊!我們的黨和國家對兒童一貫是十分關心的,內地百姓對貧困兒童也都非常關心、關愛,沒有哪一個人面對受苦受難的孩子不生憐憫之心。幫助貧困兒童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我們完全可以搞這方面的合作。”從他越來越高亢的聲調中,就可以體味到這位部長內心的激動與興奮。宣明會的兩位先生瞬間就被他高昂的激情感染了。心地善良的閻明復對百姓,特別是對困難百姓一貫是非常關注、關心的。到民政部工作以后,他很快就深入考察、研究民政工作的對象。他很清楚,一些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特別是貧困山區,確實還有一些在困境中的孩子。政府目前還沒有能力把這些貧困兒童的問題都解決得很好,如果有國際慈善組織來幫助這些孩子,這無疑是件好事,是不該回絕的。他覺得我們是不應該打腫臉充胖子的,不能為了顧及我們的所謂臉面,擋住會使貧困兒童得到一些幫助的慈善資助。這時,譚帝煥和倪貢明兩位先生又較為詳細地介紹了宣明會對貧困兒童實施救助的具體辦法,就是要直接到貧困兒童當中調查,了解每一個兒童的詳細情況,然后實施面對面的救助。他們希望在內地也這樣做。閻明復目不轉睛地看著他們,沉思著說:“現在這樣做恐怕是行不通的,你們直接到基層調查貧困兒童的情況,當地政府和群眾很可能會認為你們別有用心,是在收集我們的陰暗面,找尋污蔑我們的口實。”他想了想,建議說:“我看你們可以先幫助我們的一些兒童福利院的孤殘兒童。這些孩子雖然政府已經管起來了,但一些福利院,特別是貧困地區的兒童福利院經費還嚴重不足,還面臨許多困難。那里的孩子們吃飯、穿衣都不會有什么問題了,但醫療,特別是孤殘兒童的大病治療,還有上學讀書等方面都還需要社會慈善的幫助。”

譚帝煥和倪貢明經請示總部領導,同意了閻部長的建議,并與民政部簽訂了關于孤兒助學的項目協議。不久,世界宣明會一個資助兒童福利院孤兒上學的孤兒助學項目在中國內地一些地方實施了。由于宣明會與民政部的這次合作,全國400多家福利院的8000名孤兒的教育及生活方面有了新的非常必要的改善。

兩年之后,譚帝煥先生又找到閻部長,說由于這個項目的資助對象是政府兒童福利院的孩子,在香港和一些國家已經很難募集到慈善救助資金了。因為捐款人認為福利院的孩子已經有政府管了,他們的意愿是資助那些尚沒有得到政府資助的孤兒和困難家庭的孩子解決上學問題,而這樣的困難兒童在中國內地也是確實存在的。譚帝煥先生還介紹了宣明會在東南亞一些國家實施這一慈善項目的情況,提出邀請民政系統的朋友到亞洲國家實地考察宣明會在那些地方的慈善項目,以便了解一對一兒童助養的操作過程和募來的經費如何使用,了解如何實施、發展慈善項目。宣明會對貧困兒童的資助,采取由捐款人認捐,一人幫助一個或幾個貧困兒童,但捐款人并不和受助兒童見面、聯系,以避免受助人對捐款人提出額外的要求,也防止捐助平衡的缺失,杜絕不必要的矛盾。

閻部長很仔細地傾聽譚帝煥先生的意見和建議。這時,中華慈善總會已經成立了,吉林省、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等一些省市也相繼創辦了慈善會。他明顯地意識到,“慈善”這個古老又現實的話題已經開始被人們關注,實施這一類慈善項目的內在的和外在的環境也有了改善。

“我看可以,現在,這樣實施這個慈善項目的條件應該已經具備了。”他說,他同意譚帝煥先生的建議,也接受了譚帝煥先生組織有關人員出國考察的邀請,他覺得我們的同志需要學習先進的慈善理念和做法。他請民政部國際合作司作出計劃安排,派出了由民政部、中華慈善總會、云南省民政廳干部組成的代表團去泰國考察。1997年,世界宣明會董事會主席張大可和世界宣明會中國辦事處總干事陳思堂醫生到訪北京,會見閻明復先生,促進彼此合作關系。同年,宣明會同民政部、中華慈善總會簽訂了“兒童為本、小區扶貧項目”協議。當時,閻明復任民政部副部長兼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他代表民政部和中華慈善總會兩家在這份協議上簽字。

很快,人們就以驚奇的目光和興奮的心態在云南、廣西、寧夏、甘肅等許多地方看到、感受到宣明會和中華慈善總會合作的這個項目成功地實施,那些因為這個慈善項目而改變了人生的孩子都微笑著走進了一個新的生活天地。

 

1991年華東水災發生后,閻明復與我國臺灣的慈濟慈善基金會結緣,在“慈濟”走進中國大陸的進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1991年華東大水之后不久,臺灣慈濟慈善基金會副總執行長王端正先生代表臺灣慈濟功德會到訪國家民政部救災救濟司,表達了慈濟會員對華東水災災民的關切和準備捐贈7億臺幣救災款物的意愿。接待王先生的是救災救濟司的一位負責人,由于這位同志為救助華東水災沒日沒夜地忙碌已十分疲憊,由于他確實接待過一些說了大話而不能兌現的來訪者,所以和王先生的談話不夠投機,對慈濟人對大陸災民的誠意一時沒能很好地理解。況且,他所面對的又是一個佛教組織,還是臺灣的,這也許會使他在意識里多少有些顧慮。

王端正先生有些無奈,心想:既然沒有緣分,也只好離開了。

他人離開了民政部,可心卻還在那里,還在華東水災的災民中間。如果這件事他不能做好,他又怎么能回復上人(證嚴法師)的囑托,怎么能面對那許許多多慈濟人對大陸同胞的一片愛心呢?

當天下午,他找到了當時正在《名人傳記》工作室的顧國平。他向顧國平講述了自己的為難之處,希望他能給自己出個主意。

沒想到,顧國平滿懷信心地說:“我幫你找閻明復!閻明復剛剛到民政部工作了,那是個好心人,是有知識、有水平的領導,他一定能處理好這事。”

說這話時,顧國平和閻明復并不相識。

當他撥通民政部的電話,說是要找閻明復副部長時,心里忽然又有點嘀咕了。他嘀咕閻明復會不會接一個與他并不相識的人的電話。他還嘀咕,閻明復從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政協常務副主席的職位到民政部當副部長,而且是剛剛到那里工作,按常理說,都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閻明復來接電話了:“是啊,我是閻明復。”

電話里,他的聲音是那樣渾厚,那樣清晰。

顧國平忽然什么都不嘀咕了,是直覺告訴他不必再嘀咕了。他對閻明復說,有一個臺灣朋友來賑災的事情需要馬上向他反映。

閻明復很干脆地說:“好,你說吧。”

顧國平說,閻明復聽。顧國平說完了,便聽到閻明復在電話的另一邊很果斷地說:“這樣吧,你請這些臺灣朋友還到民政部來,找我,由我來接待他們。”

王端正有多高興呀!盡管他此時還沒有見到閻明復,還不知閻明復會怎樣對他們說,可他已經預感到慈濟要干的好事一定是要成了。    王端正見到閻明復了,看到閻明復那寬厚、慈祥的面容,睿智、明亮、溢滿善意的眼睛。但他還是沒有想到,這位共和國的副部長與他握手、對他表示歡迎的同時,還代表上午接待過他的那位負責人表示了歉意。

閻明復說:“我們的那位同志這些天來一直夜以繼日地工作,十分疲憊,對你所表達的意愿和誠意沒有很好理解,還請你多多諒解。”

王端正心里似涌進一股甘泉,甜甜的又有點酸酸的,連連說:“這沒有關系,這沒有關系。”

閻明復爽朗地與王端正交談,談華東水災,談臺灣的慈濟功德會,談臺灣同胞對大陸災民的關切。閻明復還代表民政部和災民向慈濟人表示了由衷的謝意。

王端正先生向閻部長表示,慈濟人來大陸只賑災不傳教。證嚴法師多次對弟子們說:“海峽彼岸的制度要配合。”“我們去大陸只賑災不傳教。”

閻明復很高興證嚴法師這樣圓融睿智知情達理,并與之有了一個“只賑災不傳教”的君子協定。

王端正說:“我們來大陸賑災有個原則,就是重點和直接。重點就是我們因為財力有限,只能重點救助最困難的地方最困難的人;直接就是慈濟人對要救助的地方要直接考察直接發放。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原則是幫助窮人、教育富人。直接的原則,有助于使富人得到教育,教育他們不要花天酒地。同時,直接的原則也能使捐助者心明眼亮。”

閻明復痛快地說:“這很好,這也正是我們所希望所追求的。”他還當即通過救災救濟司了解到了受災最嚴重、災民最困難的地方,介紹給王端正,以便他們盡快考察并實施賑災計劃。

但是,害過不少人的極“左”思潮在一些人心中總還有難以消除的陰影。所以,慈濟人在大陸的賑災活動總還會遇到這樣或那樣人為的溝坎和波折。可由于閻明復的幫助和斡旋,那些溝坎總能很快就填平。

臺灣“慈濟”在大陸的慈善賑災和慈善救助活動以及他們的慈善理念受到大陸同胞的普遍認同與贊許,使閻明復注意到民間慈善組織在社會救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引發了他對創建慈善組織的一些思考。 

 

創建中華慈善總會

中央安排閻明復到民政部工作以后,使他與普通百姓特別是困難群眾有了更多的接觸,使他對百姓的實際生活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他注意到,進入20世紀90年代的幾年間,現代化進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都在向縱深推進。與之相應的,社會也開始出現深刻的分化,一個人數眾多的貧困群體逐漸形成。特有的社會轉型背景,使得中國的貧困群體也具有自身的一些特征,并對中國的社會生活以及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而復雜的影響。他記錄了自己在鄉村與城市的貧困人群中見到的一些真實情況:當時全國尚有7000萬人沒有解決溫飽問題;有60歲以上的老人1.17億,其中7%約819萬多人過著獨居生活;有近20萬流浪兒童,其中近10萬是孤兒;還有5000多萬殘疾人。他深深感到,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對城鄉困難群體的救助再全部由政府承擔已經適應不了社會的變化與需求了。我們國家建設“小政府,大社會”的必要性,社會應該承擔的責任越來越明確地顯現出來。他在工作中看到、感覺到,改革開放中,那些富裕起來的人們不但有了救助窮人的能力,還有了這方面的精神需求。改革開放使大家有機會接觸到我國港澳臺地區和一些西方國家在這方面的成功經驗,吉林省民政廳的同志就是在香港考察、學習中受到啟發,提出了在吉林省建立慈善組織的設想,這一想法得到他及時的肯定與支持,他還特別關照他們為內陸省份發展慈善事業創出路子。這時候,他籌建全國性慈善組織的愿望也愈發強烈了。

他把自己籌建全國性慈善組織的想法匯報給民政部黨組,得到了部領導的一致認同與支持。1994年1月末,就籌建全國性慈善會的問題,閻明復還專門拜訪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向樸老述說自己在民政部的領導下籌建中華慈善總會的想法。

  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趙樸初先生就與閻明復的父親閻寶航有過許多交往。從小,他就常聽父親講到趙樸初先生,講樸老怎樣深入探究佛教哲理、怎樣從事佛教和慈善救濟工作,講樸老的學問、為人和對社會、對人民的功德。趙樸初先生是閻明復特別敬重的一位長者。他擔任全國政協常務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時候,就常到樸老家中看望樸老,常就統戰工作,特別是在有關宗教界如何開展統戰工作的問題上征求樸老的意見和建議。閻明復常常會記起在樸老這里得到的許多珍貴的啟示與教益。

見到閻明復,樸老格外興奮,上下不住地打量這個心中總是既有熱火又有清泉的忘年知己。樸老微笑著注視他的眼睛,從這雙眼睛里,樸老看到的依舊是人們熟悉的激情和真誠。盡管他是共產黨的高級干部,可樸老總覺得他兼有佛緣、佛性。不只樸老,佛教界所有與他相識的人都覺得與他有緣。年近九旬的老人,此時眼睛里閃出的是青春時代的光彩,說話的聲音也與年輕人一樣洪亮:

“你做得依舊很好,這很好!”

閻明復離開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的崗位以后,樸老與他的工作關系以及聯系盡管少了許多,但一直關注他的工作、生活。

他笑了一下,說:“需要做的事情還很多,沒有做的事情還很多。”隨后對樸老說起自己到民政部工作以后的感受、體會和想法。

樸老仔細聽著閻明復的每一句話,臉上不時漾起會意的微笑,高興地連聲說:“好,是時候了,是時候了!”

  樸老和他就“慈善”的話題,進行了親切深入的交流。樸老認為,慈善事業在中國,在中國人民中間,在中華民族歷史上是源遠流長的。他說,“老其老,慈其幼,養其孤”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民間的救助、互助在我國很早就有了。在大的自然災害或戰爭發生的情況下,這種民間的救助更顯現出巨大的能量。樸老跟閻明復回憶起他通過“仁濟堂”組織難民收容所的那段往事。那是抗日戰爭時期,在上海。樸老說,當時的上海工商界給予難民許多慷慨的捐助。正因為如此,那時的救助活動才得以圓滿完成。樸老說,這種民間的慈善活動,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一段時間里被忽視,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人為地批判,統統被說成是剝削階級欺騙被剝削者的一種手段。樸老說,在舊社會的確有這一面。但是,也應該看到另一面,積極的一面。因為,捐獻者、幫助窮人的人,就其群體來說,大多數是中下階層的人。樸老說,社會主義的本質就決定它是最人道的社會制度。在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應該大力發展慈善事業。樸老還對閻明復提出,慈善在新社會應有更新的含義,發展慈善事業要著眼于國內的慈善資源。他說,慈善之心人皆有之。問題是,我們怎樣去支持、怎樣去發揚。在改革開放中,那些收益比較多的企業家,自然有義務“取之于社會,用之于社會”,但對于來自普通百姓的小額捐助,積少成多的捐助也不能不予珍惜。

  談起慈善,談起慈善事業,樸老總有說不完的話。

  閻明復仔細聆聽,不時不由自主地微微點頭。他牢牢記住了樸老說的每一句話。后來,當他組織和推動中國慈善事業的時候,總是想起樸老的這次談話。

 

  不久,經國家民政部批準,中華慈善總會即將正式成立的時候,閻明復又給樸老寫了一封信,告訴樸老這個好消息。樸老接到信后,很快就給閻明復寫來回信。他用小楷毛筆寫了整整兩頁紙,信中除對中華慈善總會的成立表示支持和祝賀外,又就“慈善”闡述了很深刻的見解。

  當時,閻明復還在國家民政部任職,不能擔任“中華慈善總會”這個群眾團體的領導,他便去動員剛剛從領導崗位退下來的民政部部長崔乃夫擔任中華慈善總會會長。在民政部,崔乃夫是閻明復的領導,用閻明復自己的話來說,也是良師益友。崔乃夫很高興,欣然同意擔任中華慈善總會會長。

慈善總會籌備成立的時候,本來計劃中的名稱是:中國福利慈善總會。老部長崔乃夫針對這一名稱說,福利的事情準確地說是政府做的事情,慈善是民間的群眾的事情,我們現在不是政府機構,而是民間的群眾團體。他說名稱中應該把福利兩字去掉。他還提議,名稱中的中國應改為中華,這樣我們的慈善工作就可以包括海外華人和我國香港、澳門、臺灣的同胞了。閻明復聽到老部長這番話,連聲叫好,他很清楚崔部長對社會慈善的思考由來已久,并且有了一些大膽而成功的實踐。在那之后很長的時間里,只要談到中華慈善總會的創立,他總要談到崔部長的貢獻,談到老部長給予他的許多教益。

  這時候,閻明復又陪同崔乃夫會長拜會了樸老。樸老非常高興,和他倆親切交談。

閻明復請樸老擔任中華慈善總會名譽會長,樸老微笑著說:“好!有你在那里干,我就干。”

閻明復曾經是一個出版社的領導,崔乃夫曾經是一所大學的領導,都是文化型的領導干部,都十分重視慈善文化的建設。樸老更是重視慈善文化和道德建設。當聽說中華慈善總會要籌辦慈善文化報刊時,樸老異常興奮,兩次把閻明復找到家里交談。他特別希望慈善的報刊能在凈化人性、普灑愛心、培養人們的慈善意識方面起到良好的作用。后來,當《慈善》雜志創刊時,樸老非常高興地為刊物題寫刊名,并應閻明復之邀擔任了《慈善》雜志社的名譽社長。

 

本文選自《慈善的高山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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